《万历十五年》和我的“大”历史观 · 4
从以上情形观察,以中国历史一百年或两百年的立场作基点,不能和世界历史衔合。如果要坚持短期历史的观点,则不仅威斯俾及(Respighi)的音乐不能听,即孔子的仁民爱物也是反动。假使我们把中西历史都推后三五百年,才可以看到,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退步,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,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的改造,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,中外无可避免。西方的民主与自由,以“市民特权”(municipalfranchise)为基点,和日本的大名政权,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,所以改造比较容易。中国立国向来以贫农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,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。所以要经过很多流血惨剧,才能造成可以在数目字管理的形势。据我揣测,只能用这样的解释,才能渐渐促使当日曾受内战影响的两方同胞,今日处于台湾海峡两岸客观的接受。
今日中国所称“一国两制”骤看起来,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,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“一国两制”的表现。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司法的基础,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,也是渐渐由“一国两制”造成一国一制。但是“一国两制”不是没有危险的,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,却又因为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,终发生内战。日本在19世纪尽量学西欧,对农民生活则不顾及,也可以算作一国两制,而引起滔天战祸的悲剧。一国两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将眼光看远,在长久的历史中,找到合作的逻辑,而且今后也只有使两方更为接近,不致越来越远。
在技术方面讲,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今日中国必有很多困难,但是不是不可能的。六七十年前孙中山先生著三民主义就提到一方面即要限制私人资本,一方面又要扶植私人资本,骤看起来,也是自相矛盾,孙先生也被批评为不着实际,今日看来,实在是世界一般趋势。况且美国虽称资本主义国家,也并没有放弃限制私人资本的立场,而最令我们存信心的,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以任何“主义”解决问题都不可能是依样画葫芦,都是要处在绝境于“柳暗花明”之中突过难关,创造出一种新环境。英国实行民主,还保存一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皇室,日本的美浓部博士在第二次大战前作“天皇机关说”,大有离经叛道的意思。今日其学说即已为事实印证。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法家、道家及阴阳家的思想。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,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。可见时势需要,即不可能亦成为可能。
这样解释历史,和很多人所说的“历史主义”(historicism)相近。粗看起来好像应该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,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不能发生,伦理道德没有真实的意义,再强调说优胜劣败,“力量即是正义”(Mightisright),但是这种社会天演论(SocialDarwinism),乃前世纪遗物,也不是我读书的经验。
《万历十五年》指出道德非万能,不能代替技术,尤不可代替法律,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,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。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,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。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,不能分割,也不便妥协。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,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,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。今日全世界处于原子武器的威胁下,我们讲学不得不特别谨慎。
在这种情形下看来,一国两制不仅是上天给中国人的一种难题,也是给中国的一种测验。道德虽高于法律及技术,但是要提出作争论的根据时,则要在法律及技术之后提出。不能经常提出,也不能在细微末节内提出。我写《万历十五年》的时候,和富路特先生作序的时候,还没有听到一国两制的说法,所以富先生还只说“极需要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”。而今日中国立即准备在十多年后收回香港,势必为大陆文化及海洋文化中的居间人。我在书中自序里说及“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”,至此已经更现实化,其期待也更迫切。
我离开中国已经36年,于1974年入美国籍,在个人讲,能在有生之日看到中国能在国际场合中发扬传统的“继绝世,举废国,柔远人,来百工”的精神。并且我自己能够在文字之间,稍尽绵力,增进各方的了解,也是以前没有料到的好事。写《万历十五年》的目的,当然不是以让中国“丢丑”为目的,反对狭义的道德观念也是对中外一体而言。因为我自己生活的经验觉得中外两方不是没有正义感,但是正义感放在局部的场合下使用,可能与初心相违。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,也是中外古今一律。这篇文章以发扬积极性的精神为主,也用不着再一一举例驳正。
我这几十年在海外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,则是西方文化有一个重要长处,即是在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里面承认人类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,其称为(originalsin),也不能说它就是“性恶论”,和儒家的“性善说”相反。孔子说:“观过,斯知仁矣。”孟子说:“羞恶之心,人皆有之。”也都是不待外间逼迫,自己承认过失。有这种认错的精神,也就表示人类有向善的趋向。这中外共通之点,我觉得今日很可以做广义道德观念的基础,也可以做世界历史的中心思想。狭义的道德观念基于狭义的宇宙观,就是武断地说出世界的根源如是,它的结局也必如是。这往往明为真理,实际带有自私的见解,并且预先摆下了一个蛮不认错的想法,其容易走极端,可以以希特勒的人种学说窥见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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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中国所称“一国两制”骤看起来,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,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“一国两制”的表现。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司法的基础,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,也是渐渐由“一国两制”造成一国一制。但是“一国两制”不是没有危险的,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,却又因为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,终发生内战。日本在19世纪尽量学西欧,对农民生活则不顾及,也可以算作一国两制,而引起滔天战祸的悲剧。一国两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将眼光看远,在长久的历史中,找到合作的逻辑,而且今后也只有使两方更为接近,不致越来越远。
在技术方面讲,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今日中国必有很多困难,但是不是不可能的。六七十年前孙中山先生著三民主义就提到一方面即要限制私人资本,一方面又要扶植私人资本,骤看起来,也是自相矛盾,孙先生也被批评为不着实际,今日看来,实在是世界一般趋势。况且美国虽称资本主义国家,也并没有放弃限制私人资本的立场,而最令我们存信心的,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以任何“主义”解决问题都不可能是依样画葫芦,都是要处在绝境于“柳暗花明”之中突过难关,创造出一种新环境。英国实行民主,还保存一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皇室,日本的美浓部博士在第二次大战前作“天皇机关说”,大有离经叛道的意思。今日其学说即已为事实印证。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法家、道家及阴阳家的思想。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,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。可见时势需要,即不可能亦成为可能。
这样解释历史,和很多人所说的“历史主义”(historicism)相近。粗看起来好像应该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,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不能发生,伦理道德没有真实的意义,再强调说优胜劣败,“力量即是正义”(Mightisright),但是这种社会天演论(SocialDarwinism),乃前世纪遗物,也不是我读书的经验。
《万历十五年》指出道德非万能,不能代替技术,尤不可代替法律,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,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。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,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。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,不能分割,也不便妥协。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,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,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。今日全世界处于原子武器的威胁下,我们讲学不得不特别谨慎。
在这种情形下看来,一国两制不仅是上天给中国人的一种难题,也是给中国的一种测验。道德虽高于法律及技术,但是要提出作争论的根据时,则要在法律及技术之后提出。不能经常提出,也不能在细微末节内提出。我写《万历十五年》的时候,和富路特先生作序的时候,还没有听到一国两制的说法,所以富先生还只说“极需要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”。而今日中国立即准备在十多年后收回香港,势必为大陆文化及海洋文化中的居间人。我在书中自序里说及“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”,至此已经更现实化,其期待也更迫切。
我离开中国已经36年,于1974年入美国籍,在个人讲,能在有生之日看到中国能在国际场合中发扬传统的“继绝世,举废国,柔远人,来百工”的精神。并且我自己能够在文字之间,稍尽绵力,增进各方的了解,也是以前没有料到的好事。写《万历十五年》的目的,当然不是以让中国“丢丑”为目的,反对狭义的道德观念也是对中外一体而言。因为我自己生活的经验觉得中外两方不是没有正义感,但是正义感放在局部的场合下使用,可能与初心相违。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,也是中外古今一律。这篇文章以发扬积极性的精神为主,也用不着再一一举例驳正。
我这几十年在海外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,则是西方文化有一个重要长处,即是在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里面承认人类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,其称为(originalsin),也不能说它就是“性恶论”,和儒家的“性善说”相反。孔子说:“观过,斯知仁矣。”孟子说:“羞恶之心,人皆有之。”也都是不待外间逼迫,自己承认过失。有这种认错的精神,也就表示人类有向善的趋向。这中外共通之点,我觉得今日很可以做广义道德观念的基础,也可以做世界历史的中心思想。狭义的道德观念基于狭义的宇宙观,就是武断地说出世界的根源如是,它的结局也必如是。这往往明为真理,实际带有自私的见解,并且预先摆下了一个蛮不认错的想法,其容易走极端,可以以希特勒的人种学说窥见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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