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· 2
在文渊阁的八年半中间,北方边防没有发生重大事件,也是申时行引以自豪的政绩。其实当时危机并未消失,只是依靠他处理得当,才未酿成大变。
1590年,本朝的一员副总兵李联芳在甘肃、青海交界的地方陷于蒙古军队的埋伏,力战身亡。北京的文官大部分主张应当兴兵讨伐。这时候万历皇帝已很少在公开的场合之下露面,由于这一重大事件,他破例举行早朝,朝罢以后继续和各位大学士讨论对付的办法。万历同意多数廷臣的意见,认为应当采取强硬态度,然而申时行则持有不同见解。
申时行的看法是这样的:50年前,北方蒙古各部落在俺答的号召下组织成一个同盟,势力所及,东西连亘两千里,与本朝军队屡屡作战,杀伤军民不计其数。到了1570-1571年冬天,俺答改变宗旨,愿意约束各部不再犯边,而以赏赐给他的津贴和互市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。廷臣讨论之后鉴于和平的局面对本朝有利,所以接受了他的提议,还封俺答为顺义王,其他部落首领也分别给予不同的名义。
俺答对这修好的条约忠实履行不渝。他去世以后,儿子黄吉台尚能维持现状,到了孙子扯力克,就已经没有约束各部落的能力,全蒙同盟名存实亡。在甘肃、青海间活动的卜失兔和火落赤两部,尤其不受节制,经常向西南方向骚扰。一旦被质问他们就声称是“抢番”,即抢劫这一带的回、藏诸部,而并非侵犯天朝。这种做法使他们既保持了赏赐和互市的利益,又保持了行动的自由。
1590年,本朝的一个被称为“方大醉”的下级军官,听到军士报称蒙古骑兵侵掠边境,他就单人独马冲到出事的地方。蒙古人准备答话,此人乃一介武夫,一言不发,举刀就砍。蒙古人在退走时拔箭射中了这位莽汉,致使他第二天创发身死。于是军中群情激愤,坚决要为他报仇。洮泯副总兵李联芳追逐敌军,遇伏阵亡。报告送到北京,议论就哄然而起,大都主张停止互市,出兵作战。顺义王扯力克也作了战争的准备,渡过黄河,即将陷洮河,入临巩。情势如箭在弦上,一触即发。
然而在申时行看来,情况并非没有缓和的可能。他不能相信扯力克已经下定了全面战争的决心,因为他的同盟并不团结,并不是每个部落都愿意放弃互市的利益而与本朝作战。如果和平的希望没有断绝就决心接受全面战争,这不能说是明智的办法。边境上发生这样的事件,确实暴露了本朝的弱点,增加了蒙古人的野心。但补救的办法不在于发动战争而在于巩固内部的力量。如果边防军的空额都已补足,各边镇的仓库充实,以游牧民族耳目之灵通,他们是断乎不敢轻易挑衅的。如果边防的情况依然故我而本朝与蒙古人贸然交兵,纵使在局部地区取得胜利,这联绵几千里的边防线,终归是要被对方冲破的。说到底,即使本朝的军队获捷一百次,也不能宣布占领了大沙漠;而对方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,则可以使本朝彻底垮台。
这一次处理边境危机的经过,更清楚地阐释了我们帝国的特质,从此中看出:军事机构受文官控制不是没有理由的。边防需要作出全面计划和长久打算,动员的程度则既不可过低也不可过高。一般说来,全国的情况有千差万别,不容许中枢凡事过问。因之皇帝的领导多少带有抽象性,应当集中全力鼓舞臣工,而不必在每时每事上加以处处干预。然则在紧要关头,皇帝左右全局决定和战的领导力量,却又千万不能等闲视之。就在这燥热的1590年夏天,申时行因为有了万历皇帝的支持,终于避免了一场以国运为赌注的战争。这使他更进一步地体会到了本朝传统的优越性:让年轻的太子受傅于翰林学士,实在是高瞻远瞩。日后太子登极,翰林学士也被擢升,初为内阁中的副手,再遇机缘遂成首辅,这不仅保持了中枢人事的连续性,而且凭着老师和学生的亲切关系,可以使许多棘手的事情轻易而圆满地得到解决。
首辅和万历在1590年阳历8月25日的谈话,是记录中的最后一次。表面上看来,师生君臣间的讨论似乎散漫无重点,而实际上申时行以极为谦卑的语调,达到了当面禀奏的目的。磋商的结果,所有的总督巡抚都供职如故,没有人因为这次边境出事而被撤职或受到其他处罚,这表明皇帝对边区各地方官的信任并未动摇;同时与俺答所订立的和平条约至此已20年仍然有效,不因局部冲突而废止。首辅又提出,所有官军的防御不可松懈,并应对卜失兔和火落赤两部特别戒备。再之则建议派遣一个重要的文臣去各边区协调全部战略处置。这次在御前的谈话既经送交午门传抄公布,则中枢的决心已定,不容置喙。因之磨拳擦掌的主战派乃不得不稍事收敛。(详附录一)
4天之后,原来掌管京军训练、带有兵部尚书衔的郑雒被派为北方各镇的经略。这时甘肃、青海边境的形势已经稳定,本朝的军队没有发动攻击,蒙古铁马大举内犯的可能性也没有成为现实。1591年初,郑雒乘卜失兔企图与火落赤会合的时候,突然袭击其侧翼,截获了大批牛羊和其他给养,同时又按照申时行“清野”的指示,让青海的很多回藏部落他移,并把蒙古人所建造的喇嘛庙和最近运来的木材付之一炬。很多草地也以“烧荒”的方式加以破坏。扯力克看到继续往西南移动没有前途,也就率领主力返回黄河东北。此后蒙古人还将与本朝的将士在各处作小规模的交锋,但是,合并长城以外各部并征服回藏以构成一个游牧民族大集团的计划,就只能永远放弃了。
首辅申时行的执政纪录相当复杂。他对边境问题的处理是否全部合适,即令时至今日,也不是易于判断的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总应该提到,就在这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,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,吞并附近的部落。他觉察到养虎将要贻患,就派兵征讨,但是师出不利。他认为失败的原因,在其部下开原道参政不照命令行事,而坚持其个人改剿为抚的主张。巡抚参劾这参政的奏折一到北京,被参者反而取得到了京中监察官的同情,他们又出来参劾这位主剿的巡抚。申时行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,不值得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;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调停,建议皇帝视双方的互相参劾业已彼此对消,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。于是这位酋长今后得以为所欲为,而且还能够继续利用本朝内外官员的不和来发展他自己的千秋大业,此是后话,也不在本书叙述范围之内。这位酋长并非别人,据当日记录称,他名叫努尔哈赤。若干年之后,他的庙号则为清太祖。
很多历史学家没有提到申时行和扯力克之间的这段纠葛,更想不到他和下一个王朝的创业人还有过这一段因缘。在历史学家看来,申时行一生做官执政的最大功罪都应以万历年间的立储问题为始终。
多数文官对申时行深感不满。最初万历皇帝起下了废长立幼的念头,就已经是不德不义了。申时行身居首辅,他自应以去职力争,不得已就应当以生死力争。他是第一个可以在御前说话的人。如果采取了这样坚决的态度,即使因此而去职甚至牺牲,他的继任者也会不得不仿效他的做法,加上廷臣的舆论又是如此一致,皇帝就会被迫接受公议,以后的僵局也就不会发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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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90年,本朝的一员副总兵李联芳在甘肃、青海交界的地方陷于蒙古军队的埋伏,力战身亡。北京的文官大部分主张应当兴兵讨伐。这时候万历皇帝已很少在公开的场合之下露面,由于这一重大事件,他破例举行早朝,朝罢以后继续和各位大学士讨论对付的办法。万历同意多数廷臣的意见,认为应当采取强硬态度,然而申时行则持有不同见解。
申时行的看法是这样的:50年前,北方蒙古各部落在俺答的号召下组织成一个同盟,势力所及,东西连亘两千里,与本朝军队屡屡作战,杀伤军民不计其数。到了1570-1571年冬天,俺答改变宗旨,愿意约束各部不再犯边,而以赏赐给他的津贴和互市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。廷臣讨论之后鉴于和平的局面对本朝有利,所以接受了他的提议,还封俺答为顺义王,其他部落首领也分别给予不同的名义。
俺答对这修好的条约忠实履行不渝。他去世以后,儿子黄吉台尚能维持现状,到了孙子扯力克,就已经没有约束各部落的能力,全蒙同盟名存实亡。在甘肃、青海间活动的卜失兔和火落赤两部,尤其不受节制,经常向西南方向骚扰。一旦被质问他们就声称是“抢番”,即抢劫这一带的回、藏诸部,而并非侵犯天朝。这种做法使他们既保持了赏赐和互市的利益,又保持了行动的自由。
1590年,本朝的一个被称为“方大醉”的下级军官,听到军士报称蒙古骑兵侵掠边境,他就单人独马冲到出事的地方。蒙古人准备答话,此人乃一介武夫,一言不发,举刀就砍。蒙古人在退走时拔箭射中了这位莽汉,致使他第二天创发身死。于是军中群情激愤,坚决要为他报仇。洮泯副总兵李联芳追逐敌军,遇伏阵亡。报告送到北京,议论就哄然而起,大都主张停止互市,出兵作战。顺义王扯力克也作了战争的准备,渡过黄河,即将陷洮河,入临巩。情势如箭在弦上,一触即发。
然而在申时行看来,情况并非没有缓和的可能。他不能相信扯力克已经下定了全面战争的决心,因为他的同盟并不团结,并不是每个部落都愿意放弃互市的利益而与本朝作战。如果和平的希望没有断绝就决心接受全面战争,这不能说是明智的办法。边境上发生这样的事件,确实暴露了本朝的弱点,增加了蒙古人的野心。但补救的办法不在于发动战争而在于巩固内部的力量。如果边防军的空额都已补足,各边镇的仓库充实,以游牧民族耳目之灵通,他们是断乎不敢轻易挑衅的。如果边防的情况依然故我而本朝与蒙古人贸然交兵,纵使在局部地区取得胜利,这联绵几千里的边防线,终归是要被对方冲破的。说到底,即使本朝的军队获捷一百次,也不能宣布占领了大沙漠;而对方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,则可以使本朝彻底垮台。
这一次处理边境危机的经过,更清楚地阐释了我们帝国的特质,从此中看出:军事机构受文官控制不是没有理由的。边防需要作出全面计划和长久打算,动员的程度则既不可过低也不可过高。一般说来,全国的情况有千差万别,不容许中枢凡事过问。因之皇帝的领导多少带有抽象性,应当集中全力鼓舞臣工,而不必在每时每事上加以处处干预。然则在紧要关头,皇帝左右全局决定和战的领导力量,却又千万不能等闲视之。就在这燥热的1590年夏天,申时行因为有了万历皇帝的支持,终于避免了一场以国运为赌注的战争。这使他更进一步地体会到了本朝传统的优越性:让年轻的太子受傅于翰林学士,实在是高瞻远瞩。日后太子登极,翰林学士也被擢升,初为内阁中的副手,再遇机缘遂成首辅,这不仅保持了中枢人事的连续性,而且凭着老师和学生的亲切关系,可以使许多棘手的事情轻易而圆满地得到解决。
首辅和万历在1590年阳历8月25日的谈话,是记录中的最后一次。表面上看来,师生君臣间的讨论似乎散漫无重点,而实际上申时行以极为谦卑的语调,达到了当面禀奏的目的。磋商的结果,所有的总督巡抚都供职如故,没有人因为这次边境出事而被撤职或受到其他处罚,这表明皇帝对边区各地方官的信任并未动摇;同时与俺答所订立的和平条约至此已20年仍然有效,不因局部冲突而废止。首辅又提出,所有官军的防御不可松懈,并应对卜失兔和火落赤两部特别戒备。再之则建议派遣一个重要的文臣去各边区协调全部战略处置。这次在御前的谈话既经送交午门传抄公布,则中枢的决心已定,不容置喙。因之磨拳擦掌的主战派乃不得不稍事收敛。(详附录一)
4天之后,原来掌管京军训练、带有兵部尚书衔的郑雒被派为北方各镇的经略。这时甘肃、青海边境的形势已经稳定,本朝的军队没有发动攻击,蒙古铁马大举内犯的可能性也没有成为现实。1591年初,郑雒乘卜失兔企图与火落赤会合的时候,突然袭击其侧翼,截获了大批牛羊和其他给养,同时又按照申时行“清野”的指示,让青海的很多回藏部落他移,并把蒙古人所建造的喇嘛庙和最近运来的木材付之一炬。很多草地也以“烧荒”的方式加以破坏。扯力克看到继续往西南移动没有前途,也就率领主力返回黄河东北。此后蒙古人还将与本朝的将士在各处作小规模的交锋,但是,合并长城以外各部并征服回藏以构成一个游牧民族大集团的计划,就只能永远放弃了。
首辅申时行的执政纪录相当复杂。他对边境问题的处理是否全部合适,即令时至今日,也不是易于判断的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总应该提到,就在这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,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,吞并附近的部落。他觉察到养虎将要贻患,就派兵征讨,但是师出不利。他认为失败的原因,在其部下开原道参政不照命令行事,而坚持其个人改剿为抚的主张。巡抚参劾这参政的奏折一到北京,被参者反而取得到了京中监察官的同情,他们又出来参劾这位主剿的巡抚。申时行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,不值得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;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调停,建议皇帝视双方的互相参劾业已彼此对消,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。于是这位酋长今后得以为所欲为,而且还能够继续利用本朝内外官员的不和来发展他自己的千秋大业,此是后话,也不在本书叙述范围之内。这位酋长并非别人,据当日记录称,他名叫努尔哈赤。若干年之后,他的庙号则为清太祖。
很多历史学家没有提到申时行和扯力克之间的这段纠葛,更想不到他和下一个王朝的创业人还有过这一段因缘。在历史学家看来,申时行一生做官执政的最大功罪都应以万历年间的立储问题为始终。
多数文官对申时行深感不满。最初万历皇帝起下了废长立幼的念头,就已经是不德不义了。申时行身居首辅,他自应以去职力争,不得已就应当以生死力争。他是第一个可以在御前说话的人。如果采取了这样坚决的态度,即使因此而去职甚至牺牲,他的继任者也会不得不仿效他的做法,加上廷臣的舆论又是如此一致,皇帝就会被迫接受公议,以后的僵局也就不会发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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